互联网精神的五大要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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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精神”即:开放、平等、协作、快速、分享。它是互联网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新经济能否发展的命脉,是其发展的关键。

  5、分享精神,互联网的分享精神是互联网发展的原动力。技术虽然是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却不是关键,关键是应用。

  正是由于互联网精神“能够消解任何个人或者阶层垄断高贵与伟大”的精神,因此,它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中国千百年来遗留下的等级思想、主奴心态、看客心理、一言堂以及自私专制的劣根性等,都与互联网精神相悖。

  因此,互联网及互联网精神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话语权等方面是一个挑战,也是对年轻一代(如80后、90后)的挑战——如网络的负面影响、网络的社会责任与转型、互联网精神的深层内涵、互联网的生物形态等。

  2010年,中国网络的3Q之战引发的互联网乱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互联网已经丧失了互联网精神,要通过强大的第三方和用户反垄断运动来使互联网巨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让中国互联网重获互联网精神。

  那么,互联网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回到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在英语中,其实并没有与常用的“互联网精神”对应的特定词,直接翻译成为“The spirit of Internet”,也偶有使用,却绝对没有中国这样到处流行。搜遍浩瀚的维基百科,也没有这个词条。显然,“互联网精神”是一个很富有中国特色的词,却不是无中生有的词。

  精神(Spirit),又译为灵、魂,它有许多不同的意义,通常意指灵魂、心灵、意识、理念等,是人类生命力的来源,为物质或肉体的反义词。有时候它也会等同于神明或是鬼魂。日本人最早使用这个词来翻译英语中的Spirit,后被中国所接受。因此,所谓的互联网精神,就是互联网革命在文化层面的精髓所在,是互联网世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互联网世界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和信仰。

  与互联网精神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倒有不少,比如互联网文化、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价值观、互联网方式、互联网思维模式、网络文明、信息文明、网络文化(Cyberculture)和黑客文化(Hacker culture)。在美国,最接近也最能够体现互联网精神内涵的词汇,那就是网络文化,也通常译为赛伯文化。而网络文化的源头和内核就是黑客文化或者叫黑客伦理(Hacker ethic)。

  互联网精神之所以灵验,一方面取决于虚拟网络空间独特的规律与特性,另一方面有赖于网络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承。今天,我们就对互联网精神的来龙去脉,做一次简略而独特的旅行,一次思想上的有趣历程。

  黑客文化是互联网精神之母,而黑客文化历史悠久:从百年前电报系统的黑客,到20世纪初期的无线年代的大型机系统。二战时期兴盛的雷达系统,是黑客文化的史前孕育阶段。逐渐成形的黑客文化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MIT的26号楼破土而出,再到70年代硅谷电脑爱好者,以及旧金山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虚拟社区和自由软件运动,到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乃至今天的维基解密和斯诺登。技术变迁,物是人非,唯有精神一脉相承,那就是基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互联网先驱们开始确立的严谨的道德戒律和规范。这些理念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当时工业社会体制、成熟的法制系统以及有效的社会信誉机制相辅相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社会过度僵化的反叛和制衡。

  所谓互联网精神,实质上就是网络文化的内核和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开放、自由、创新、平等、协作、分享等理念。这些理念都有其参照物和对立面。比如,开放,对应于日渐封闭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对应于越来越严密、完备与完善的法律制度;共享,对应于不断变本加厉唯利是图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对应于固化守成不宽容失败的产业和商业体系;平等,对应于越来越分明的社会阶层和等级制度;协作,对应于不断专业化、流程化的社会知识结构和割裂的协作精神。

  无论是纯粹的黑客文化,以及由此发扬光大的互联网精神,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向美国传统主流文化价值观发起的一种挑战。在工业社会越来越严谨的金字塔式层级制的社会中,诞生了一股全新的自下而上的抗议力量,它们以反理性、反技术、反体制为旗帜。核心就是不信任工业文明!这种试图打破工业社会清规戒律的羁绊的反抗,也正是信息文明或者说网络文明的曙光。

  迄今最富有原创性思想的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总结说:“网络文化是由人类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统治信仰组成的,由崛起于自由、公开的技术创新性黑客社会执行,深植于以重塑社会为目标的虚拟网络之中,并由金钱驱使的企业家在新经济的运行之中使之物质化”。

  正是这种互联网精神,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网络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决定了互联网的技术架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以及最终的商业模式。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精神是互联网革命的力量源泉,是理解互联网浪潮的钥匙。互联网精神是互联网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最本质价值观,也是互联网时代各领域成功的秘诀。

  互联网精神的探源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网络文化的思想简史。网络文化这个概念也是一样模糊、多样,而且处于不断变化和演进之中。一般而言,所谓网络文化,就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物质基础,以现实人在电子空间中进行网上生活为基本内涵的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维基百科对网络文化的定义是:由于将计算机用于沟通、娱乐和商务而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文化。

  美国学者戴(R. E. Day)在2002年马里兰大学网络文化研讨会上,对网络文化做了一个要素归纳式的定义:“网络文化的概念包括许多通过技术媒介进行互动的个体,并由种种相似或不同的行为(打字、聊天、搜索、漫游)、作品(主页、链接)和象征物(按钮、表情符号)等构成,这一切都发生在由电子硬件与软件所制造的时空条件下(网络空间、在线),并伴随着特定的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语境。”这一定义包含四个关键要素:技术媒介、行动主体、符号形式、社会语境,反映了目前网络文化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应算是迄今为止较为切要而不流于空疏的概括。

  雅各布·梅塞克(Jakub Macek)从乌托邦、信息学、人类学和认识论等四个维度论述了网络文化的概念。而曼纽尔·卡斯特将网络文化归纳为四层结构性特性:技术精英文化、黑客文化、虚拟通讯文化以及企业家文化。显然,卡斯特的内容更便于我们追根溯源。毕竟,文化是形而上的,但是也必须依托于具体的人和事,才能展现。

  互联网精神的文化溯源,从社会层面看,最为公认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在学术层面看,维纳的控制论、香农的信息论以及控制论是他们的哲学武器。具体到行业之中,就表现为黑客文化运动以及衍生出来的自由软件运动(包括后来的开放源代码运动)。如今的互联网精神,已经充分全球化和主流化,远远走出了早期非主流、小圈子的黑客文化范畴。因此,我们在卡斯特的基础上,将视野放得更加开阔,对于过去百年,尤其是最近塑造今日互联网的半个世纪进行扫描。

  一部网络文化的历史就是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从小群体的反主流文化出发,从模糊到明晰,从几股处于社会边缘的社会亚文化逐渐扩散,逐渐分蘖,形成越来越多的亚文化,当众多亚文化的群体逐渐扩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渗透到主流群体;亚文化多到一定程度,就汇聚成为足够强大的文化历史,与主流文化融合或者变革,成为网络时代全新的主流大众文化。最终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的超级文化。

  这六大亚文化本身也是彼此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清晰分开。它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呈现出浪潮效应:后浪推前浪,一浪超越前一浪,在继承中有发扬。前五种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现实、排斥体制,也排斥商业和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最终被强大的高科技创业文化收编和驯服,通过风险投资的推波助澜,将创新技术和创新模式商业化,顺利挺进了主流社会。

  但是,不管互联网如何翻天覆地,不管这些亚文化如何作用,互联网精神作为整体互联网文化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

  文化是形而上的,但是,文化的载体和展现来自具体的人和机构。纵览互联网思想历程,有10个机构和组织无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这十大机构中的灵魂人物和独特环境,创造了互联网革命的各种创新技术,也缔造了互联网精神的基因。

  2. 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波士顿,黑客文化和自由软件运动发源地)

  3. ARPA(美国高级研究规划局,互联网项目诞生地和早期资金支持机构)

  下面,让我们通过领略这十大圣地以及它们的神话与传奇,去感受互联网精神的前世今生,领悟互联网精神的真谛,触摸互联网精神的灵魂。

  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加上美国与英国在雷达方面的努力,可视为孕育当代科技发展的摇篮,这段历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有两项诺贝尔奖——核磁共振与微波激射,可以直接追溯至战时的雷达研发工作。现今,每天有数千架商用飞机展翅升空,事实上,雷达持续追踪所有航空器。许多船舶上也装备了长程导航系统。这些设备实际上都直接源自辐射实验室,就连全球暴风观测系统与电视上的气象预报都是。

  晶体管、数字计算机、计算机的阴极射线显示器及内存,都要归功于雷达的研发。微波电话与早期的电视网,也是由战时雷达的研发工作促成的。雷达技术也打开了电磁波谱的另一领域,对天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从光学观测时代进到电波观测时代)。

  雷达的冲击还不仅如此,早期的粒子加速器也要归功于麻省理工辐射实验室。就连今日家庭中十分常见的微波炉,也得归功于雷达的研发;而这全是因为一九四~年秋,一只秘密的雷达发射机由英国被带往美国,才形成了这些省时装置的精髓。

  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一间旧实验室里,曾经有一群至情至性的雷达先锋,他们在5年时间谱写了一则可歌可泣的惊世传奇。但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这段令人叹惋的豪情历史始终隐没在其他历史的光环之下。技术作家罗伯特·布德瑞在斯隆基金会“20世纪重大技术发明史写作计划”的赞助下,花费8年时间挖掘历史,出土埋存的历史真相,写成一部精彩著作《屋顶上的精英》(台湾译为《雷达英雄传》)。

  二次大战进行到最后几周,一切已经胜券在握。一直隐身的研究雷达的“辐射实验室”准备向全世界公开真相和事迹,并且接受大众的掌声。公共关系部蓄势待发,《时代》周刊准备以雷达作为封面故事,介绍这个引领盟军接近胜利的关键技术。不过,就在1945年8月20日那期的截稿日接近时,两颗应声而落。很自然,把雷达轻松地挤下了封面。缔造的奥本海默和洛斯阿拉莫斯的英雄们成为杂志的主角。幸存下来的雷达的报道仅占了3页篇幅,连“辐射实验室”本身也仅用“一支由科学家组成的无名军队……”一笔带过。物理学家贝特说:“雷达当然是致胜关键……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它的风采却被给遮蔽了。”就连制造的功臣也打抱不平:“只不过为战争划下了句号,真正赢得战争的却是雷达。”可是,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加州理工学院人文学教授丹尼尔·凯夫乐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姓埋名的雷达英雄,事实上对盟军最后的胜利和对世界和平,贡献是最大的。现在,布德瑞的《屋顶上的精英》终于可告诉我们这个伟大而丰富的故事了。这本书写得很生动、令人赞叹,它太重要了。”《屋顶上的精英》一书深入技术内涵和历史深处,以人文的笔触,详细探究了这些精英们的智慧轨迹,描绘了其中的精彩逸事。当然是战争促成了这段传奇。1940年11月麻省理工的辐射实验室刚成立时,只有20位核心人物。到1945年8月1日,由于科研的需要,成员已经激增到3897人。其中30%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中近500位拥有博士学位。就人数和研究者学历而言,辐射实验室遥遥领先于战时美国的其他科研机构,就连曼哈顿计划(研制计划)也瞠乎其后。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5年来科技人员对雷达的密集研究,取到了正常情况下可能要用20年才会有的成果,包括晶体理论、天线制造、无线电信号传播和微波电路。

  雷达的发明不但是扭转二次大战战局的关键,也是当代科技发展的摇篮。在MIT这间简陋的实验室里,一群至情至性的科技精英,将科学天才的敬业、敏锐、骄傲和痴狂演绎到了极致。战争结束了,使命完成了,这批经过熔炉锤炼的精英就如“鸟兽散”,奔向工商学研等不同方向,这些头脑和技术就转移到民航雷达、微波炉、射电天文望远镜、激光、计算机、通信网络、半导体、宇宙飞船等的研发工作,促进了民用工业、天文物理、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光电时代、网络通信时代和太空时代。随后掀起的计算机革命的先驱,如布什、杰伊·福雷斯特和道格·恩格尔巴特等,也来自雷达领域。因此,这段历程可谓史无前例。缔造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工业的最核心的发明——晶体管,是由构成雷达接收器核心的固态半导体晶体发展而来……雷达的冲击还不仅如此,早期的粒子加速器也要归功于辐射实验室。

  这个时刻也是《屋顶上的精英》这本书故事的开端。这本书的特点是以二战的进程构建了扣人心弦的时代背景,超越了技术发展本身,直接从“人”入手,展开了雷达研发前前后后的故事讲述。在占有丰富的资料之后,尽量以通俗化的文笔进行表达。“我很清楚,如果要写出确确凿凿的雷达史,探讨雷达对科技的全面冲击,那就不能用戏剧化和曲折的叙事文体来撰写。但我想述说的是人的故事,而不是钻研技术进展史;我想呈现出这些人所有的大胆举动,无论是多么愚蠢可笑,还是严肃认真,我也要阐述他们的想法与动机,恐惧与竞争。”但是,对于仅仅想获得故事的刺激性和新奇性的普通读者,阅读这本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书籍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但是对于关心科技管理、发展谋略尖端科技的人,一定会有深刻的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辐射实验室的500位博士精英中,有一位中国女性,她就是中国最早的女物理学家之一、现今96岁高龄的清华大学教授王明贞。虽然书中并没有提到王明贞(该书只注意了那些核心人物),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科学发展史上,在早期雷达研制的“精英”中,曾有这样一位中国女性。

  为社会大众挖掘科技世界中精彩的未知领域,是布德瑞乐不疲此的工作。就如作者在《屋顶上的精英》一书序中所言:“本书也许无法真正呈现全貌,然而我希望借着寻求‘人’在其中的重要性,来阐述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从重要科技中迸发出来的‘创新’与‘发现’的精神,以及大家所信仰的,并由此改变现代世界面貌的主张。”

  我们看到的文献中,都习惯把互联网当作美国军方的项目成果。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的确发源于军事的需求,来自美国军方的资助,但是,这个项目却绝对不是美国军方真正有意为之的正式成果,而完全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成果。军事机构的封闭与保密,官僚与专制,与开放的互联网,完全是两个极端的物种。因此按照卡斯特的说法,互联网的诞生反而更是“表现了人类超越制度的条条框框,克服官僚障碍以及在开创新世界的过程中推翻现有价值观的能力”。

  那么,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诞生,一定与一些能够突破军事体制的特殊人物有关。其中,鲍勃·泰勒(Bob Taylor)非常关键。1965年,他担任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阿帕”)信息处理技术处处长,任职期间,他第一个萌发了新型计算机网络试验的设想,并筹集到资金启动试验,这就是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阿帕网)的来由。他把拉里·罗伯茨招入“阿帕”,具体负责项目,直接促成了今天互联网爆炸式的发展。也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支持计算机怪杰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的研究,促成一系列计算机技术的诞生。

  “他不但是富有远见的梦想家,而且是执着的传教士,他像一头斗牛犬一样。他将计算机界最好的脑袋都集中在一起,而他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技术管理者。”这些世界顶尖的技术天才,他当年的老部下,对他都口服心服。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为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而惊讶,只有泰勒感觉平淡,相反他还奇怪发展得如此之慢,“我早就预言了互联网。1975年,所有的技术都已经准备好了;1985年,所有的技术都应该很平常了;而直到1995年,居然才开始起飞。看来,我对时间的规划很糟糕。”

  60年代初,美国政府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当时,美国各种部队驻扎在全球各地,美国军事部门需要一种命令和控制网络以便有效地与它所有辽阔的财产——士兵保持联系。这种网络需要钱,大笔的钱,而大部分钱要来自为一系列政府计划提供资金的新税收。这些计划之一后来被称为高级研究规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简称“阿帕”。核心小组之一是信息处理技术处(IPTO)。目的是在计算机图形、网络通讯、超级计算以及高级教育机器方面进行研究。“没有人要求我们的研究课题必须与某一军事项目有关,但我们通常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下,注意瞄准国防部的技术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其他部门试图努力解决的难题。”泰勒说。

  作为信息处理技术处处长,泰勒的办公室位于五角大楼的三楼,紧挨着国防部部长的办公室。泰勒的办公室有一间里屋是终端室,里面摆放着三台终端,型号都不相同,分别与3台主机相连。一台主机远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台远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台位于加州圣莫尼卡市,三个终端互不兼容,各有各的程序语言、操作系统和上机步骤。而三套程序和指令都不一样,一旦有急用,尤其让他头疼。大部分时候,他上机都是因为有急事,因为这三个终端都通向计算机界的最前沿。这些设备本身是一流的,但三台格格不入的终端,其嘈杂之声整日不绝于耳,听起来活像一间小破屋乱糟糟地开了好几台电视机,同时播放不同的频道。一不小心,便混淆了,常常把泰勒弄得头昏脑胀。“很明显,我们得想个办法把这些活宝联到一块去。”

  信息处理技术处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泰勒本人和他的秘书,但他拥有10亿美元的预算拨款,其中大部分经由他的手流入波士顿、坎布里奇及加州的大学和研究室中。这些经费成了浇灌计算机技术的重要肥料。

  泰勒有极其敏锐的直觉。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本领,总能沙里淘金,挑出富有创新而且能够成功的项目和研究人员。

  1966年,泰勒担任信息处理技术处的第三任任处长,他才34岁。他被“终端问题”天天纠缠,他想到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电子网络,不但自己的三台机器相互可以沟通,而且各地研究小组也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构思成形后,他走进“阿帕”署长赫兹费德(C.Herzfeld)的办公室,向他讲了自己的联网计划,建议由“阿帕”出面创建一个小型的试验网络,先搞4个节点,然后再逐步扩大。泰勒讲得很简练,其中最能打动赫兹费德的,恐怕就是网络的可靠性:一旦建成了这种由多条通道构成的通讯系统,即使发生了战争,即使某个节点被核武器炸毁,国防部下达的命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节点传送,军事通讯依然畅通无阻。

  “这个工作难不难?”“不难,我们已经想好了怎么做。”“很好,去干吧,先给你100万经费。”赫兹费德痛快地开了绿灯。泰勒走出办公室,看了看表:“我的天,只用了20分钟。”

  从这一刻起,泰勒提出的联网项目,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阿帕网(ARPANet)”,就正式启动了,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改变世界的“20分钟”。

  有了赫兹费德的支持,有了经费保障,还缺一个项目负责人来主管该网络的设计制造工作。这个人既要通晓计算机,又要精通远程通讯。这样的双料人才可不好找。泰勒瞄准了林肯实验室的年轻人:拉里·罗伯茨(Lawrence Roberts)。

  泰勒亲自登门拜访,向罗伯茨谈了联网计划,泰勒把全部情况都倒了出来,但罗伯茨仍不表态。“我要考虑考虑”,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泰勒觉得罗伯茨的回答等于礼貌的回绝。他失望地离去,想另谋人选。但是除了罗伯茨,似乎没有第二人选。数周后,泰勒再次登门。罗伯茨不那么冷漠了,但彬彬有礼地暗示泰勒:他在实验室干得很愉快,不想去华盛顿当一名技术官僚。

  屡遭拒绝后,泰勒使出了“杀手锏”,向“阿帕”署长赫兹菲德求援:“你不是掌握着林肯实验室的经费吗?难道你就没有办法让拉里来为我们工作?”赫兹菲德听后立即拿起电话,给林肯实验室主任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就笑着回答:“让我们等着瞧吧。”

  罗伯茨迫于无奈接受了这项工作。这一年罗伯茨29岁。后来证明这个决策再英明不过,1967年,罗伯茨提出了“阿帕网”的构想《多电脑网络与电脑间通讯》,正确地为“阿帕网”选择了“分组交换”通讯方式;1968年,他提交了一份题为《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的报告,提出首先在美国西海岸选择4个节点进行试验;他领导着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协同攻关,最终导致了“天下第一网”——“阿帕网”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成功后,罗伯茨被公认为“阿帕网”之父,也相当于“互联网之父”。

  1962年,泰勒与来自信息处理技术处的大部分高级项目的代表出席了一个会议。信息处理技术处小组的负责人——声学家立克里德(J.R. Licklider),是有权使用“旋风”计算机的第一批心理学家之一。“旋风”是4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的巨大的SAGE计算机前身,它是美国第一个集成化空中交通和防御网的核心。当时,立克里德是BBN(位于坎布里奇的一个技术研究小组)的会员。他的终端与一台早期的数字设备公司(DEC)的计算机相连,并配置成好像自己的“个人”电脑,一群终端“共享”计算机强大的处理能力。这是最早的分时系统。立克里德探索了如果计算机在工作时长期与人相伴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的探索产生一系列科学论文,从而设计出“人机界面”的关键性思路。即人应该怎样与计算机合作。这将被称作图形用户界面或GUI。

  立克里德是泰勒心目中的偶像,当时立克里德正忙于把计算机学界拉到“阿帕”麾下。1963年,泰勒惊喜地收到了一份由立克里德亲自发来的邀请,请他参加国家航空航天总署一个研究项目。立克里德告诉他说,已经看过他写的论文,写得还不错。立克里德的赞扬让他喜出望外。当得知立克里德转向计算机研究后,泰勒马上跟进学习这种新的工具。1965年初,立克里德前脚跨出“阿帕”,泰勒后脚就跟了进来,先给IPTO第二任处长当副手,不久,就自己坐上了那个位子。

  泰勒将罗伯茨拉进信息处理技术处,让他负责网络的建设。一切妥当后,泰勒于1969年离开了“阿帕”,将位置让给了罗伯茨。

  泰勒后来回忆说:“我离开国家航空航天总署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一直赞同立克里德的交互式计算的观点,他在1960年写的有关人与计算机共生关系的文章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我一直感到,立克里德提出的计算机研究理论最终是会产生结果的。因此,我对计算机的兴趣越来越大,同时渐渐失去了对人脑研究的兴趣。”

  他在犹他大学呆了一年。不久,施乐找上门来。1969年,施乐公司CEO彼特·麦考洛夫(Peter McColough)打算为公司未来创建“信息建筑师”,重点是计算机技术研究,以防公司主营业务——复印机、打印机受到冲击。这就是传奇色彩的帕洛阿托研究中心(PARC)的起源。最初麦考洛夫让乔治·派克(George Pake)负责这项任务,他成为帕克的创始人。而派克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泰勒找来,让泰勒组建帕克。这是后话。

  因为对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个人电脑和计算机网络等现代计算技术发展的富有前瞻性的领导,鲍勃·泰勒获得了1999年度美国技术奖章,这是国家最高荣誉。由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颁发,但令人吃惊的是,泰勒不愿意出差到华盛顿,他说:“我这辈子出差已经出够了,现在只想呆在家里,实在不愿再出门。”他的理由居然被接收了,最后还是他当年“阿帕”的老上级赫兹费德替他从克林顿手中领过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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